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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信仰汪丁丁2000年6月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说
知识与信仰，最直接的提问就是从“知识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开始。各位可以自己试着回答。首先要询问：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吗? 如果知识本身可以成为目的的话，那么我记得至少两个人说过的话，其一是尼采，在1900年。他说直接的最真诚的求真知的意志，其结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各位如果认为知识就是目的，也就是说生活是以知识为目的的。请听听尼采100年前说过的话，最真诚的求知意志必定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具有唯一性的那种真理已经死了，真理只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已经没有整体意义上的所谓“真知”了，只有从每个人的特定角度观察到的知识和真理。所以尼采临死之前呼吁“知识要为审美留余地”。正如康德所说的：“要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余地。”康德的这句话，我已经在今年《读书》2、3月份连载的《知识，为信仰留余地》里做了解释。我只想以这个问题开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知识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种境界，就是王国维说过的，做大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我认为最重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境界是不是知识本身呢？按照大部分文人的理解，这种境界不是指知识本身，而是指知识的目的。有个研究中国画的先生对我说过，明清以降，没有国画，因为这些文人已经找不到“终极关怀”了。这是80年代文化界的说法，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终极关怀，他就进入不了这个“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他学问就只能是小学问，达不到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就大学问者所必经的那三个境界。作为对知识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我在这个引言里把它说出来以便各位思考和批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的《读书》4月号上也做过论述，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信仰我能够说的只是一句话，“在知识过程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当然，各位也可以争辩说“信仰”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今天不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当然，我们在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一个很难回答的知识论陷阱。因为这类问题总倾向于把我们引到知识论的领域里面，而不再询问更高境界（视域）里的问题。但是为了叙述，我们通常总是不得不先从“什么是知识”开始。按照知识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这里我补充一点，大致上我们的“国学”里是不谈“知识”的，所以知识的传统可以认为是“西学东渐”的时候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按照希腊人的传统，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当我们说知道了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确认。即“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我怎么知道我知道？）。这个问句从苏格拉底一直问到现在，1994年哈佛的分析哲学教授奎因，写了一本《真理的追求》，把知识按逻辑实证论的传统以及在知识论争论中他自己的立场，总结为：知识不是疑问句，不是感叹句，而是“观测语句（observation sentence）”。也就是说，每一个观测语句就是一片“knowledge”（知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度量的话，可以分割成“一片”或“一项”知识的话。奎因的观点是，到了“观测语句”这个层次，“知识”就不能再细分了，知识的最细分类就是这些可以实证地观测和检验的语句。可观测语句必须是给定时空条件的具体的陈述句。所以可观测语句是沿着逻辑实证论的“原子分解”的思路给出的知识定义。这是90年代奎因的思想，也是当代最好的分析哲学家给出的看法。
一个可观测的语句，当我们问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的时候，首先是把我们所知道的转换成可观测的语句，然后来检验。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就进入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一旦进入时间，它就成了一个process，一个过程，所以它就叫做“知识过程”。检验的结果沿着时间的积累，就是关于这个观测语句或这个知识形成的传统，所谓“知识传统”。这是简单的定义问题。
当然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比如“天鹅是白的”---这句话是波普的否证主义理论里所说的“普遍主义的陈述句”，它只在波普的哲学体系里才有意义。而在英国经验论的思想传统里，“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其实不是主流的看法。主流的看法是在检验“普遍主义陈述”的时候，必须把它投射到具体的时空中去。这在原则上是个无穷多次重复的检验过程（所谓“实验”），然后得到一个概率的分布，也就是哲学家说的“确信体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检验过程---知识过程，对于这样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的理解往往需要回顾它的全部“知识传统”。从经验哲学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知识传统或过程，它往往被人们简单地抽象为一个“概念”，以此来概括整个的知识过程。因为把“过程”简约为“概念”在表述上比较省事。比如，说“天鹅是白的”，其实说的是“这是一只白天鹅”这个观测语句的全部检验过程以及由检验结果累积起来的关于这个语句的知识传统，是整个“天鹅是白的”的无穷的检验过程。那里面所告诉你的人们看到过的所有天鹅的颜色，然后再汇总，求概率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多大程度上“天鹅是白的”是正确的。所以对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的回答，是一个概率的，或然的判断。
即便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来概括整个一项知识的全过程，这只是在语言表述上可行，在思想上，我同意奎因的看法，知识过程是一个有深度的过程，不可以被表述为平面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幸福”。幸福是个概念，但对幸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是个时间过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年龄，人们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这理解不断改变。类似的概念还有“爱情”，“自由”等等。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分离的疼痛，那么你怎能理解两情相许的幸福感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死亡的恐惧，那么你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独裁专制的时代，那么你对自由的诉求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浪迹天涯，那么你对故里亲情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所以知识是过程，是无法被静态的概念取代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通过对概念的把握，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他们的知识过程，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看法---如果它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说，从概念到概念的阅读方式，从书本到书本的阅读和求学的方式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你会放弃生活。而只有在生活中概念才会转变为知识过程，才不是静止的。这就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再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如果知识是个过程，知识这个过程只能在生活中去把握、去积累，那么对概念的理解是怎样深化的呢？这可以说是个学习方法上的问题。我的理解是，生活必须要有变化，所以才是“常青”的。生活变化的动力从冲突中来。如果没有冲突，如果你生活是未让你感受到任何冲突的生活，那么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就没有任何勇气和动力来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只“未经反省的猪”的生活，很幸福，太幸福了，所以就没有求变化的动力，没办法反省人生。总之，生活的变化来源于冲突。
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获得的概念都是从书上看到的，是别人写过的。对概念的理解通过他们自己对冲突的把握和体验才能够深化。让我解释一下，这有点生存哲学的味道。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这不是我的，是萨特在关于存在主义和人文关怀的那个演说里讲的。在战时（反法西斯期间），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来问萨特，说你是我们思想的领导者，请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的困境是我的战友在山里跟法西斯打仗，同时我的母亲重病在床要我照顾，这时候我该怎么选择。萨特说你只有自己选择。萨特的回答后来被解释成自由选择，在生存哲学那里，自由选择被看成是“不得不”的选择。其实，哈耶克早就说过，自由绝不意味着快乐。例如你可以选择劳动自由，但你必须承担失业的风险；你也可以守着“铁饭碗”，但没有你的“人力资本”的自由。从康德的纯粹理性出发，我们知道，顺便说一句，康德是从过去到现代的里程碑，我们要判断“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就总是要回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后一部分，他介绍了他所理解的辨证法的四个原理。他在关于宇宙学辩证法的论述里说到什么是“辨证过程”：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象这个年轻人面临的那两个选择，那两个选择在他那里是同等高尚的和同等理性的原则，他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原则，别人无法帮助他。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类似的处境，只能自己去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冲突，那就是毁灭；如果能够摆脱，如果痛苦足够强烈，能够激发我们的意志去超越这种正题和反题的冲突，那就升华，至少升华一步，对爱情、幸福、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就升华一步。这个过程就是冲突的过程，和对冲突的把握与超越现实的过程。我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概念的辩证法。
冲突当然也意味着，由于象康德所说的“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直接的冲突”，意味着来自不同知识传统的冲突，这种冲突把一个人夹在中间不得不超越和毁灭的时候，这两个知识传统就会出现共生演化，共同向前走，因为你为这两个知识传统提供了你个人的体验和新的知识。别人就不能提供这种体验，因为别人没有这种激励。这里说的“知识”，它的来源只有三个：就是直接体验、间接体验、和内省的体验。这是罗素的总结。
如果冲突意味着知识传统的共生演化，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讨论“对话”的意义了呢？对话就意味着知识沿空间的互补。在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里，还有不同代言人，那就是每个知识传统里的主流的声音。我们最好用“声音”而不用“人”来代表知识传统，因为声音是通过人来说的。这是福柯的看法，人只是传声筒而已。当不同的知识传统里不同的声音在逼迫着你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创造性思考的任务，但你的思考同时也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比如你本人和不同“文本”的对话。当你发现这些文本提供的结论不相符合的时候，就给了你自己一个issue（论题）可以研究。“issue”就是，你发现了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不一致，这时候就要检验这两个原则，通过检验来改变这两个原则所处的知识传统里的确信结构。就象“白天鹅”的检验一样。要么你就提出一个超越性的假设，来综合这两个同等有力但不一致的原则。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原则，我只不过是把人的生存问题引进来了。而且在我看来，没有生存的困境和冲突就无法解决这个辨证理性的共生演化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把知识，就是我们刚才界说过的知识，放到西方的知识论的研究传统里面去。我试图找到一种字源学的支持，这样就更有说服力。“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就我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所论，是来自于希腊语的“gnoo—（knowledge）”。这个词根在希腊语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最原初的含义，就是“私人性的”，“亲切的”；第二个层次是“记忆的”，“专家意见”；第三个层次是，我怀疑这是启蒙时代以后的理解，也就是现在人的理解，知识是“系统的”和“科学的”。在英文字典里，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意思仍很明确，但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意思了，因为现在的人已经把它忘掉了，因为语言的核心含义总是处在分解、漂流、重组的过程中。而字源学的考证，这是海德格尔教给我们的，可以把这个核心揭示出来，因为在思想史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是最不容易被污染的。这不是说语言不容易被污染，恰恰相反，语言每时每刻都受到污染。正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污染语言，所以没有人想到去改变语言的污染（太不经济）。因此几千年来每一个单词所承受的污染，当你一层层地剥开它时，就构成一部非常客观的思想史。这一整套方法都是海德格尔用过的，我们只是学着用。这样，通过“知识”这个字的字源考证，我们看到在英文里，它的希腊文的第一层意思已经消失了，第二层意思正在消失。但在德文里还没有消失。德文里“知识”仍然有“私人的”和“亲切的”的意思。德文里和英文里的含义的差别是很关键的。因为对于汉语读者来说，同样翻译为“知识”，但是在德文里用法是很不一样的，它具有整全的意义，而不是英文的“知识”那样被扭曲了，异化了。
现在，尤其是人类学的反思，他们首先来反思一般的体系化的知识是不是恰当，也就是不要以武断的科学主义的态度来判断“人”的状况。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科学主义”的态度：某医院二层楼的监护室是专门接受垂危病人的，他们有自己专门的医疗方法。但楼上四、五层是疗养病房，那里的大夫又有他们自己专门的医疗原则。他们的原则冲突在于对正常的“血糖”指标的判断。楼上的大夫说统计发现人们的血糖不应该超过6.2，超过之后，就应用胰岛素等药物把它降下去。有一个血糖10.2的病人经诊断后认为明天就可以出院，仅有这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所以他们就用胰岛素试图把他的血糖给降下来。结果第二天，病人生命垂危，紧急抢救，血压降到49，就送到楼下的重病监护室。重病监护室的大夫说他们从来不给病人降血糖，这不符合他们的医疗原则，因为每个人在统计上都有特殊性，特殊的人不应该服从统计的原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血糖水平，随便调低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当然统计上的规律是，长期保持高血糖，会发生病变。
医学和其他的科学学派总是习惯在现代的含义上来运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把知识过程给抽象为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静止的，不再是沿时间演变的过程。这个概念一旦提出，就为这个世界分类。比如“天鹅是白的”，和“天鹅不是白的”这样的类。就好象小孩子刚生下来，只认识他的母亲和不属于他的母亲的那个世界。他把这个世界就这样分成两块。等到意识再发展的时候，他才可能对这个世界细分。但这个分类的过程一旦概念化后就静止了，于是他们只好依赖于统计的规律，不再拿人当“人”。人的个性就被扼杀了。这就是福柯批判过的：凭什么一群医生可以用他们的一般化的知识来指定某人是“精神病人”从而应该与社会的其他成员隔离开呢？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
所以从福柯以来，人类学家开始做调查，发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项知识都是局部点的、具体的知识。只有在local（局部的、本地的、当下的）的情况下，知识才可能深化，也就是只有local knowledge才是真正的knowledge。一旦我们接受了进入了并且沉浸在局部知识里面之后，这个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刚才说有三个层次，在前苏格拉底的时代，也就是私己的和亲切的意思，恰恰支持了“局部知识”的说法。因为当知识是局部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进入直接的体悟，也就具有一种亲切感。知识对你来说是具体的而不再是抽象的。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知识论的反思和回潮，在70年代后着重地返回到local knowledge的概念上去了。
我们还没有说到信仰。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先把知识过程推到极限，如果我们仍然不承认知识是有极限的，我们就得不到信仰。只有在认识到知识的极限之后，在试图向着“极限之外”去思考的时候，才获得信仰。
我上面讲的最后一个论点跟信仰已经有点关系了，当然，严格地说，信仰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困境中，就是说，知识或知识论是从西方来的。一方面我们没有本土的“知识”的源流---作为“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这个“苏格拉底问题”的知识，我们原本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知识的贫困”状况。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王国维说过的那样，西方人的知识大致上是“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它之所以“不可爱”，是因为它，如海德格尔批评的，“科学不思”，科学的知识，就其西方源流来说是“不会思考”的，它不向我们提供人生意义，所以它不可爱。这样，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感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冲突，感受到了这种知识论里面的痛苦。这叫做“贫困的知识”状况。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状况，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知识的贫困和贫困的知识”。这两方面，我们应当同时注意，因为如果忽视了我们“知识的贫困”，也就是不去增进我们的知识，那显然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贫困的知识”，也就是不能忘记有很多人生问题是知识不能解决的，而且恰恰是这些人生问题始终困绕着我们的心灵。这类问题，就是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因为知识无法提供意义，所以它也无法提供道德判断，而人类又不能不关注道德与信仰问题。
我觉得我讲完了，因为我讲了“知识”的源流和状况，讲了“在知识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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