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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李政道分手的原因仍不清楚。在杨振宁的一生中，李政道是一个重要而不可避免的人物。自1946年以来，两人合作了16年，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后来的学者会记得，他们的合作关系在现代物理科学史上相当罕见。然而，自1962年以来，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这在国际科学史上和中国科学发展中成为一大遗憾。记者:欧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想看到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肩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在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杨振宁:这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这不能用一两句话来解释，也不是我今天应该在镜头前讨论的。我想我们后面会有人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学习之后，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记者:中国有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想看到你们两个和好。杨振宁:是的，这也是我现在决定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这是因为每个人显然都很自然地希望我们和好，但是我们不能再和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停止讨论。记者:合作有问题吗？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一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复杂。生活和个性有着巨大的差异。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想我的决定是现在。我不会公开讨论这件事。(外部声音)虽然意见不一，但杨振宁和李政道分手的原因仍是一片迷雾。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人在各自的物理研究中都有许多与他人合作的经验。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个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与他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事实上，杨振宁曾于1982年在1962年5月的《《纽约客》》杂志上公开了这个问题，引用了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李政道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他想为自己的均等非保守理论赢得更多荣誉，诋毁李政道的人文和学术水平。结果，李政道在1986年被迫打破沉默，发表了《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驳斥了杨振宁的谎言。之后，杨又沉默了。为什么？
我想他知道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证人，他的导师吴大猷，以及许多其他知道内情的重要证人还没有死。随着辩论的继续，真相将变得越来越清晰，他自己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糟糕，完全暴露了他的阴暗面。杨振宁主动攻击了两次，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被李政道曝光，不得不再次闭嘴。如果事实真的站在杨振宁一边，我不相信杨振宁会闭嘴！他现在闭嘴了，因为和李政道争论只会让人发现他贪婪无耻的真面目，而且他也无法在中国人面前下台。
杨振宁与李振道到底有什么矛盾,导致关系非常好的两个人最后决裂的?
转自知乎网友
李政道答记者问:
记者: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答：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 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 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 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 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 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 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我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个性十分的随和”（200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207页）。 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为我的“兄长”（201页）、“大哥”（118页）、“长兄”（507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页）、“老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236页），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对象（236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241页）等等，可是， 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页），进而骂我“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页），“无知”（232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40]，可是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页），可是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杨振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434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 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 回到旅馆后，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25] 和《往事回忆》[26]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 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 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5-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 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引自 李政道答记者问
但是 杨振宁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举世无双令人瞩目的 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并不能作为抹灭其学术水平的证据 倘若通过对其人品的讨论来抹杀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也是不对的
1946年秋天，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认识李政道，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密切。“杨振宁的成长经验中都是做大哥，那个时候胖胖的李政道才刚要满二十岁，而且个性非常随和，杨振宁又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自然而然的特别照顾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情，象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书中写道。
1949年，两人开始合作，在外人眼里，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令人羡慕。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曾说过，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
1956年，杨李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1957年，杨李登上了诺贝尔的奖台。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键在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由于报道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不久后，这篇文章以《宇称的问题》命名，杨振宁认为，这个标题的英文是个双关语，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文章刊登后，两人的关系岌岌可危。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杨振宁有过一次长谈，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二人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那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哭了，李政道也哭了。
这之后，二人的关系稍有好转，然而6月以后，又开始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等。杨振宁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李政道看到这封信后，二人永远地分手了。
多年以后，李政道曾在他的《论文选集》里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写道：“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1题目里，2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3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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